韩长赋说，让十几亿中国人吃饱吃好、吃得安全；让亿万农民同步进入小康、过上富裕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把农村建设成为广大农民的幸福美好家园，这三个方面是我们推进农业现代化需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也可以说是我们推进“三农”发展的三个梦想。他说，我国农业发展已从过去主要依靠增加资源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农业生产方式已由千百年来以人力畜力为主转入以机械作业为主，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但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四化当中，农业现代化还是短板，还是弱项。“如果把这个四化比作一匹骏马的话，这匹骏马有一条腿是短的，而且还是后腿。”韩长赋表示，“所以加快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加快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四化协调发展，实现四轮驱动。”

　　把13亿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要天天吃，庄稼要年年种，粮食安全要长期保

　　“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次在讲到农业丰收，粮食九连增的时候讲到，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颗定海神针，他比喻的非常形象，也非常深刻。”韩长赋说，“稳定农业首先是稳定粮食，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

　　“石油安全也不能和粮食安全比。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油紧缺了，政府可以提出一条规定，小汽车可以搞单双号上路，哪个政府能决定吃饭单双号啊。再比如，如果说真是有军事上的需要，或者说赶上了紧张或者战争之类的这种极端事情，那你政府可以规定，凡是和保卫国家、服从军事要求没有关系的车都可以停掉，哪个政府能规定凡是和保卫国家和军事打仗没有关系的人都不要吃饭，我想这是不可想象的。”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还有很大压力，主要有“四大矛盾”：

　　一是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与资源供给硬性约束之间的矛盾。韩长赋用了一个形象的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城里人吃水果榨果汁，三个苹果才能榨一杯果汁，农村人吃苹果就是削一个吃。一个城市人消费的农业资源，比一个农村人要多得多。所以说，城市化率高了，农产品需求总量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另外，现在农产品用途的拓展，包括工业用，医药用，用途增加了，这也增加消费量。”

　　二是农产品供求总量平衡与结构性紧缺的矛盾。为什么我们粮食实现了“九连增”，而玉米、大豆等粮食进口还增加？主要原因就是消费持续、刚性增长。特别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食用油、肉蛋奶消费大幅增长，直接导致了玉米等饲料用粮的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大豆的大量进口。“改革开放之初是8亿人，当时人均消费食用油只有2公斤，现在我们13.5亿人口人均消费19公斤——现在无论在家里烧菜，还是在饭店里吃菜，连炒青菜的盘子里都是油汪汪的，改革开放之前看不到多少油腥，那盘子蹭的光光的，你上哪儿找地沟油去，现在地沟里都是油了。”韩长赋风趣地说。

　　三是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与比较效益下降的矛盾。这个是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我曾经在海南田里面做过调查，当时重点调研了青椒，海南农民卖青椒的时候五六毛钱一斤，然后到田头分检、预冷、装车，到了北京后一斤青椒就卖到两块六到两块八。”韩长赋结合自己的亲身调查，“从山东过来的蔬菜到北京价格一般是翻一倍到两倍，从海南广西那边过来的大体上要四倍甚至到五倍。但这些都和农民没关系，农民就是田头的五六毛钱，所以农民说，辛辛苦苦种一亩田，不如外出打两天工。”

　　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农业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的矛盾。大量农民进城打工了，有两亿多人，农村还有三亿劳动力，总量是富余的，但农业劳动力素质明显下降，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的严重。我们做过很多典型调查，现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外出打工比较多的地方，留乡务农的大都是妇女和五六十岁的老人，有人形象地称之为“3860部队”。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务农、不会种地。今后“谁来种地”问题将日益突出。

　　面对“三农”新形势、新挑战，韩长赋指出，我们需要进口，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调节品种、弥补短缺，但是基本自给的方针和坚守18亿亩红线不能动摇。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

　　“中国有13亿人，饭要天天吃，庄稼要年年种，粮食安全要长期保。打个比方今天中午开饭了，你给我两个馒头正好，少了吃不饱，给我第三个馒头我不要了，但是下顿不给你行吗？穿衣服今年收入高了多买几件，收入少了少买几件也能过去，但粮食不行，没钱你也得买粮，你有钱会买三年的粮食存下来吗？不可能，这就是粮食和食品的特殊性。而且真要短缺了，远水解不了近渴。”韩长赋说。

　　同时，大规模进口农产品不现实。“三农”是农业、农民、农村，三农问题是联系在一起解决的，不能光解决一个问题。种地种粮还是很多农民就业、收入的主要渠道。比如，如果糖都进口了，广西两千万蔗农将失去生计。如果棉花都进口了，新疆的各族农民兄弟干什么去？所以，不能单纯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待粮食和农产品进口问题，而应该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因此，韩长赋强调，把13亿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关键的是要提高我们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这些年搞农业，我有一个直观的，但我认为是很深的体会，什么时候农民拿种地不当回事，那可能就是我们的政策出毛病了。”他说，“所以今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重点是增加农业补贴，提高收购价格，使务农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

　　让十三亿人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哪怕是1%的问题，也要尽100%的努力去解决

　　关于农产品供给，韩长赋还阐述了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的问题。他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觉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这也是我们一个梦想，我们要为此不懈地努力。从数据看，无论是蔬菜、水果，还是肉类，合格率都在96%以上。但确实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仍然突出。我们一天全国消费的各类食品，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加工当中丢掉的，在40亿斤左右，这一方面说明质量保障和监管任务艰巨，也说明一个不太高比例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不能掉以轻心。

　　韩长赋说，一方面是由于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薄弱，另一方面我们也得看到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也与农业农村发展所处的阶段相关，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相关。我国农业生产小而分散，有不少地方经营方式落后，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难度很大。如果我们的农产品生产过程是可控制的，农产品的流通过程是可追溯的，我们的质量安全就有了根本的保证。作为我们农业部门来讲，我们要全力以赴、不遗余力，哪怕是1%的问题，也要尽100%的努力去解决。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让亿万农民同步进入小康、过上富裕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关于农民收入，韩长赋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民，重点在农村。现在看，我们城里人绝大多数都小康了，现在真正还有贫困人口，收入差距比较大，主要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农民能否顺利的过上小康生活，关系着我们的小康是全面的小康还是拖着“短腿”的小康，是高质量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小康，是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小康，还是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的小康。

　　韩长赋说，近两年来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是与实现收入倍增目标相比，与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与实现中国梦的发展要求相比，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还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城乡收入的差距很大，收入差距是16648元。所以不能因为农民收入的平均数快速增长就对农民增收问题过于乐观，要看到城乡收入绝对差距还在扩大，低收入农民还有很多。

　　韩长赋提出，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是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农民收入主要由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四部分构成，我们要多渠道来拓宽收入，主要包括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和加快推进农村改革等方面。

　　把农村建设成为广大农民的幸福美好家园。新农村应该是升级版的农村，不应该是缩小版的城市

　　韩长赋认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里边，工农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城乡发展差距是最大的差距。

　　“我有时候接待来自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方有些国家，认为我们是发达国家的客人，我就建议他到农村看一看，我说你在中国的城市看了以后，你一定会认为中国是个发达国家，你到农村转一转看一看，你一定会认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他说。

　　韩长赋表示，当前推动农村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首先要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稳步有序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这个是肯定的，推进城镇化一个很大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的任务，是实现农民的转移和城镇化。农民向城镇转移就业，既可使外出农民获得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又能使留下的农民有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空间。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应该流转，需要流转，要素哪能不流转，而且你搞现代农业，一定要有适当的规模，所以土地一定要走规模经营的路子，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大量的农业人口和劳动力要转移出去。人口劳动力没有转移，农村的社会稳定就会出麻烦，所以我们讲土地流转的进度要和农民的转移相适应，土地经营规模也要和劳动力转移相适应。

　　“农民工在城镇工作、居住和生活，但是他们从户籍身份看仍然是农民，是基本脱离农村而又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尚处于社会结构中第三元状态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实际上，我们也不可能再指望新生代农民工回到农村种地。”韩长赋说，“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讲，讲心里话，我们也不应该让上亿的人口把青春献给城市，把养老负担再甩给农村。因此，我们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调整城乡关系的角度出发，要真正打开城门，以包容的胸怀和积极的态度接纳农民工，使其逐步有序转为城市居民，使他们工作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心理融入社会。”

　　其次，要解决好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问题，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社会政策，城里面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管的，农村的是农民自己办的。我觉得新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有两大历史性变革，惠及亿万农民必将载入史册。一个是免除农业税。还有一个，在农村实行社会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实现对农村人口的全覆盖，参加新农合人数超过8亿，还有60岁以上老人，大多数都已经进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这都是历史性进步，这是破天荒，也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但由于历史欠账多，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低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城乡公共服务尤其社保还是两套体系、两种标准。农村落后，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落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要加大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力度，把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这是我们的方向。我们要不断推进农村的道路硬化、路灯亮化、村庄绿化、环境净化、庭院美化，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第三，解决好城乡要素不平等交换问题，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主要问题是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实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靠农业农村来支持工业、建设城市。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逐步放开了价格，应该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步的在减少，消失，但是要素城镇化超前，农民城镇化滞后，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不平等交换突出起来。现在城乡二元结构主要的问题，主要是城乡要素的交换不平等。

　　因此，要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完善和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引导政策，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服务创新、制度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农民怕“三大”，第一上大学，这个现在解决了，我们国家实行了助学制度，包括助学贷款制度。第二生大病，现在有新农合，还有大病救助制度，第三遭大灾，这个还没有很好的解决，要完善保险制度，要通过巨灾分散机制来解决问题。

　　“我想特别指出一点。”韩长赋强调，“推进城镇化不能取代新农村建设，因为中国人口多，主要是农民多；农民要进城，但不可能都进城，更不可能都进大城市；所以城镇化要加快推进，但新农村建设也不能忽视。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70%，按届时总人口15亿人计算，仍有4.5亿人生活在农村。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同时，推进新农村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也不能盲目套用城镇化建设的做法，简单地撤村并居，让农民上楼。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样化，更不是所谓的‘去农村化’”。

　　“城镇和农村应当和谐一体，各具特色，相互辉映，不能有巨大的反差，也不能没有区别，否则就可能城镇不像城镇、农村不像农村。新农村应该是升级版的农村，不应该是缩小版的城市。所以只有传承乡村文明，保留田园风光，发展现代农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那才是美丽乡村。”韩长赋最后说。（来源：三农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