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郫县金田育苗中心工人正在嫁接苦瓜苗

“天府之国”成都，农业大有“来头”：两千多年来，都江堰水利工程滋润了富饶的川西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谨”；

“美食之都”成都，农业大有“看头”：“米袋子”“菜篮子”越盛越满，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改革先锋”成都，农业大有“说头”：耕地保护基金、土地股份合作社等新事物竞相涌现，都市现代农业的基础牢牢夯实。

大城市现代农业抓“米袋子”重在保护粮食生产能力，抓“菜篮子”提倡本地生产满足本地消费。本报“走转改”采访组走进四川省成都郊区农村，感受其现代农业跳动的脉搏，解析“米袋子”“菜篮子”的分量。

“米袋子”“菜篮子”是成都现代农业的两大主角，虽面临土地级差地租走高的制约，但拥有依托都市经济圈的地理优势，一直以来保持基本稳定，成为大城市发展的“压舱石”和助推器

到过成都市郊农村的人，对于这里正集中出现的一系列转折性、标志性的重大变化并不陌生：

从人口因素看，城镇化率达到67％，农业从业主体和农村居民主体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谁来种地、地怎么种”的问题日益突出；从城乡关系看，城乡格局已经从“大城市带大农村”转变为“大城市带大郊区”，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农民从业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的要求更加迫切。

一方面耕地刚性减少压力不断增大，另一方面人们对农产品期待愈来愈高，既要吃得饱，更要吃得好。然而，在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如何解决在有限的耕地上产出更多优质安全的农产品，成为成都市现代农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关系1400多万人的民生大计。

“重农兴蜀”，历来被奉为治蜀经典。对于志在“领先发展、共建共享，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的成都而言，确保“米袋子”“菜篮子”两项重大工程之产品有效供给，是实现这一宏伟实践必须倚仗的“优势牌”。

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今年在成都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明确指出，要突出农业基础地位，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农业，加快形成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现代经营为基础、现代农民为主体、三产联动为特征的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必须稳定提升主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千方百计确保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稳中有增，决不能把农产品保供责任一味交给主产区、甩向大市场。

对大城市来说，主要农产品能不能有效供给，不仅关乎百姓民生，也牵动着城市稳定的敏感神经。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大城市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把增强农产品供给能力摆在优先位置，确保粮食、蔬菜的基本保有量。在大城市普遍面临种粮比较效益低、机会成本高的情况下，成都没有放弃粮食生产，而是始终高度重视粮食产能建设。今年还将新建高标准农田16万亩、粮油高产创建示范基地100万亩，让“米袋子”“菜篮子”更加充盈。

“天府之国”现代农业的腾飞从不缺乏激情和沃土。成都现代农业发展起步较早，尤其是近年来，各级财政持续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进步、土地规模经营等得以快速发展，积聚了现代农业的强劲推力。

2007年以来，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农业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在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方面，更是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成都市明确提出，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规模化生产基地、产业带和建立现代农业发展机制为重点，以城乡统筹、促进农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为着力点，努力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新突破，在区域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引擎、示范、服务、辐射作用。《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0－2020）》提出，发展都市现代农业，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成为“西部第一、全国领先”的现代农业示范带动区。

新时期，成都还提出了构建城市、近郊、远郊农业的“三大圈层”：城市农业圈层以改善生态、美化城市为主，发展“插花式”、“镶嵌式”景观农业；近郊农业圈层以农庄、基地等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为载体，发展优质高效农业、休闲观光农业；远郊农业圈层以生产、生态为重点，兼顾生活休闲功能。

新思路激发大活力。在保持耕地面积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成都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推广农业科技、着力提高单产，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以有效提升，水稻亩产整体提高100多斤，蔬菜和畜产品产量实现稳定增长，部分品种还销往市外。

作为省会城市中唯一整体推进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多年来的持续推进，积淀了成都现代农业提升跨越的坚实基础。农业底蕴深厚的成都，将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倍增计划，加快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有机高效农业、高端种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在对接都市需求、优质高效多元的都市现代农业上寻求突破性发展。

作为大城市现代农业的两大主角，成都“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虽面临土地级差地租走高的制约，但拥有依托都市经济圈的地理优势，一直以来保持基本稳定、产能稳中有升，成为城市发展的“压舱石”和助推器。

粮食安全的核心在于粮食产能安全，大城市农业在粮食产能建设上负有重要责任。成都没有因比较效益低放弃粮食生产，而是创新体制机制稳定提升粮食产能，勇于担当责任

在新津县安西镇4300亩粮食规模经营核心项目区，水稻秧苗早已机插完毕，远远看去绿油油一片。从双流县到这里种粮的丰收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王金勇告诉记者，在不流转土地的情况下，合作社全程托管2000农户承包地，水稻耕种、植保、收割等环节全程机械化，农民只需缴纳相应的服务费。目前项目区已覆盖安西和新平两镇，面积扩大到1.4万亩。

像新津县这种“生产全托管、服务大包干”的经营方式，只是成都创新粮食生产体制机制的一个缩影。

在政府引导和扶持下，家庭分散经营与统一规模经营有机结合，既调动了种粮积极性，又保障了种粮收益；既培育出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经理人和职业农民，又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粮”、“谁来带头”的问题，使农民有机会跳出“农门”外出务工。

像这样的创新在成都还有许多。2007~2008年，成都在“三圈层”的彭州、邛崃、大邑和新津等8县（市）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方式试点粮食集中规模经营，面积达5万多亩；2009年，按照统分结合经营模式，在金堂等地开展粮食规模化经营综合试点，累计组建粮食专业合作社42个；2010~2012年，充分运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推行土地股份合作社、家庭适度规模经营、“大园区+小业主”等模式，让会种田的职业农民成为种粮主体。

创新展现出惊人的魔力，农业大市崇州探索实践的“1+4”现代农业发展方式，即农民以确权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资作价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职业